康迪

1940年冬天，国家半壁山河沦陷，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在昆 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的金光祖，接到在延安的三妹来信，内附陕 甘宁边区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签署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教授聘 书。此时，上海的二妹也写信劝他回上海结婚，或工作或出国留学。面 对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他毅然决然放弃眼 前的一切，决心投奔延安。

到达延安前，为表明志向，金光祖改名康迪，谐音“抗敌”。 从 此，世间再无金光祖，却多了一个为国家民族事业献身的康迪。

1935年大学毕业，康迪在上海商品检 验局（海关）工作。一次，在检疫由美国 进口上海的柑橘时，发现了传染性病害， 进口商给出了放行一船给20根金条的诱 惑，但康迪不为所动，拒绝签字，彰显了 他的爱国情怀。

在延安，康迪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经 受锻炼，深入群众，开展教学和农业技术 指导，194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 成长为陕甘宁边区早期把农业科学技术和 生产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 结合的典范。

1949年5月29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的 接管西北农学院的军代表小组成员，康迪来到武功接管西农，此后历任 西北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等近30年，为西农奉献终生。

1957年，上级组织准备安排康迪当院长，他再三向组织建议，还是 由原来的民主人士辛树帜继续担任院长为好。最终，上级党组织接受了 他的建议，并高度赞扬他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

在西农，康迪发扬“延安精神”，努力传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 形成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与方法，提出学校要 “有目的、有 计划地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西北农业技术干部， 解决西北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

康迪深谙大学管理 之道，熟悉教育规律。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 高瞻远瞩，在西农开展 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 创新性的探索与实践。

在人才培养方面， 康迪认为：“办教育 培养人才和其他事物 一样，要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求提高，在充实提高的基础上求发展。” 他始终坚持“教学第一、质量第一”的理念，提出了课堂讲授、实习实 验、讲堂讨论、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及改试改查等十大 教学环节，而且阐明了各个环节的任务、作用及相互关系，有力地推动 了教学改革，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

就如何讲好内容丰富，综合性、思想性要求高的绪论课，康迪给出 了自己的看法：“各教研组和主讲教师要重视绪论的教学。在提高思想 水平的前提下，注重用一定的逻辑系统，创造性地把绪论课连接起来， 引导学生有兴趣地进入以后各专门问题的学习。”

康迪经常深入教学科研一线考查、听课，狠抓学风和校风建设。 “康迪办公室最显眼的就是墙上挂的与教务科同款、比双人床还大的信 插式的 ‘壁毯’——全校大课表。每学期学校开多少课，有多少老教师 和青年教师上课，他都了如指掌；每位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也 都心中有数。”贺普霄教授曾回忆说。

1962年，康迪主持制订了《西北农学院关于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 划》，将当时的18个专业 调整为13个专业和1门专修 课，较好地处理了政治与业 务、理论与实践、教学与 生产劳动的关系。他狠抓 教材建设，采取“选用为 主”“编、选、借”并举的 方法，补足了162门课程的 教材，除22门课程的教材质 量不足或推迟出版外，学生 人手一册。

结合学校实际，康迪提出，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科研 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实验室、图书馆、试验农场建成教学科研工作 的三大支柱。

1956年，康迪提出创办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式的高水平农业大 学的目标，既重视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又注重应用学科发展。20世纪60 年代初，在各门学科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学校在植物生理生化、遗传育 种、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土壤学研究等方面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在专业设置方面，康 迪考虑到教育事业发展、 学科交叉渗透以及专业配 套的需要，设法保留了一 批重要且国家建设急需的 专业。到1960年，在原有 11个专业的基础上，西农 增设了作物遗传育种、 植物生理生化等8个新专 业，农学、植保、园艺、 畜牧、兽医、农经等专业方面的师资、设备也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20世纪50年代，在辛树帜院长的支持下，康迪千方百计从全国延 揽石声汉、孙华、王广森、仇元、兰梦九、朱天祜等一批名师来校任 教，督促各方严格执行中青年教师培养规划，又多方争取指标，一次 派出十几名教师到苏联进修，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学校教育事业的“顶

梁柱”。

康迪不仅在政治、业务上关心教师，更在工作、生活上对他们关怀 备至。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习惯于晚上工作，早上起床较晚，康迪就特 别指示，上午前两节不要给石先生安排课程。

“文革”中，康迪受到极大 冲击，1972年调离西农。“文革” 后，师生们热切期盼他重返学校。 此时，虽年近古稀又身患疾病，但 他怀着对学校的深情，毅然返校， 整顿、恢复学校教学秩序，坚持改 革开放，使西农步入全国重点农业 院校行列。在康迪的主持下，学校 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 资助，1980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干 旱半干旱研究中心，康迪兼任中心 主任。

在此期间，康迪念念不忘的在教学科研单位集中的杨陵建立科学城 的构想也得以实现。1978年6月，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正 式成立，为杨陵地区教学科研、生产部门横向联系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 径，也为后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立打下了基础。

1980年，康迪病重住院，但他仍时刻关心西北农学院和杨陵地区科 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病危时留下遗嘱，把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从早年追求科学救国，到投身革命事业，再到献身高等教育，康迪 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极不平凡的一生。

2013年，康迪诞辰100周年之际，学校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2018 年出版《康迪与西农》一书，缅怀康迪教育思想，传承其精神。

康迪（1913—1983），原名金光祖，字展白，江苏淮安人，中共党 员，农业教育家。193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1940年赴延安参加革 命，1949年5月以军代表身份参加了西北农学院接管工作。倡导学校教 育、科研、生产结合，教师（科技人员）、学生、工人结合以及学校、 科研机构、生产单位结合的工作体制和方法。为西北农学院建设和发展 及大西北农业教育与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