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风采】（11）两院院士忆高考-张福锁：走出塬上 立地顶天

张福锁，植物营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0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1978年7月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学习；1989年获德国Hohenheim大学博士学位；1991年在北京农业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一直从事植物营养与养分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在植物根际营养理论、农田和区域养分管理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国际作物营养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农业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2018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奖等。在Science、Nature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绿色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技术专家组组长；科技部“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014年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2019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看过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对黄土高原塬上的生活环境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自然条件还不如白鹿原。因此，走出塬上便成为我儿时的梦想。

1978年，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幸运的是，我和哥哥通过刻苦努力，同时走出了靠天吃饭的黄土地。读完大学，我来到北京读硕士，后来又去德国攻读博士。

回顾足迹，一切都缘于40年前的那场高考。它开启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甘洒青春和汗水，将农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作为一生的主题，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重教育的家风

我来自周秦文明发祥地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从小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横水镇的吕村。这里靠着北山根，交通不便，没有任何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常常吃不饱穿不暖。走出去，吃饱饭，成了我们儿时的梦想。但按照“文革”时期的政策，我家“阶级成分”高，参军、当工人无望，上学是唯一出路。我的祖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在旧社会时还被国民党抓去做过好多年壮丁。因此，家里几代人都希望孩子们能读书，通过读书求学来改变
自己的命运。

“文革”时，学校不怎么上课，但父亲却要求我们读书学习。他给我们订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就是现在的《求是》杂志。父亲不仅要求我们读，还要我们记笔记、写感想。同时，父亲还要求我们跟着他学习《赤脚医生手册》，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出题，要求第二天必须作出书面回答。为此，我抄写了好几本笔记。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练了字，还学了不少医学知识。正因为我们那时没有放弃学习，在有限的读书条件下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所以，我们的文和政治成绩一直都很好，这也为我们后来高考打下了底子。

可以说，爱学习、重教育的家风成就了我。最终，我们兄弟姐妹中有四个人通过上学“走出来”了。

高烧说的胡话都是“功课”

凤翔县共有五所高中，我在第五中学——横水中学。当时高中的学习状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之前，学生还都不怎么学习，基本上以劳动锻炼为主，比如养猪或干农活；第二阶段是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都玩命地学，晚上关灯后还点着油灯学。

可能因为学习太刻苦，再加之营养跟不上，1978年年初我就病倒住院了。当时我一直高烧不退，听家人讲，我白天晚上尽说胡话，说的全是功课的内容。

那时农村医疗条件不好，一个星期后我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父亲着急了。我其实不愿住院，就回家让父亲用中西医结合法继续治疗。他曾是公社医院的中医大夫，被政治运动迫害回了农村，成为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先后为我们村和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治病防疫近30年。几天后，我的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不再发烧了，就回到学校继续复习准备高考。

因为学校离我家有四五公里，步行需要近1个小时，所以我一般都住校，只在周末回家去拿一周吃的食物，就是陕西人爱吃的干粮——锅盔。

我就这样一直学习到高考来临。

高考的时间是7月20日至22日，考点设在县城。县城离我家近20公里，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我住在同学父亲单位的宿舍楼，这里离考点很近，步行就可以到。

那一年，我哥哥也参加了高考。他的情况跟我有所不同，那时他在我们镇第二中学当民办劳师，所以他参加高考是双重身份，既是带队老师又是高考学生。

记得考试时，我并没有太紧张。两天半考完后，哥哥直接回家了，而我则和同学聚了聚才回去。

一家“烙出”两个大学生

我到家时，哥哥正在干活。看见我回来，他赶紧把我拉到屋里，跟我对考试答案。等一一对完后，哥哥激动地从炕上跳下来，说“今年能考上两个”。我当时并没有哥哥那兴奋，只是觉得努力学了，也尽力发挥了。

分数布后，正如哥哥预料的，我们哥俩都考上了。他考了322分，被录取到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我比他多7分，是横水中学第一名，被录取到了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而我俩是我们村首届大学生。

在9月份录取通知书下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备受煎熬。我一直在家干农活，哥哥则去中学继续教书上课。我的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给哥哥送通知书时被他意外发现的，因此他就先派人送口信回来，让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

父亲所在的医疗站虽然离家不远，但需要翻一条沟过去。当我到医疗站悄悄告诉父亲这个消息时，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让我千万别声张，背着药包拉着我赶紧往家走。等走到沟里没人的地方，他才问我消息是真还是假。

“文革”刚刚过去，几乎没人敢有梦想，何况梦想竟然成真！

等我和父亲到家时，哥哥已经回来了。全家人欣喜不已。那天晚上，一家人都高兴得睡不着。

但到了第二天，琢磨了一晚上的父亲却说，因为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只能供我一人去读大学。哥哥不甘心，就把他们学校的梁校长请到家里来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梁校长跟父亲聊了一晚，父亲才同意哥哥也去上大学。

张家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纷纷来家里祝贺和取经，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抛向了我的父母亲，问得最多的是：“你们是咋培养孩子的？”母亲的回答很简单：“烙锅盔烙出来的！”

大学时饱读课外书

1978年10月15日，是入学报到的日子。那天塬上下着倾盆大雨，赶路就更不容易了。到西北农学院，需要背着行李从我家步行1个多小时到公社所在的公路上乘坐汽车，等到岐山县城后再换车到蔡家坡火车站，从这里乘火车才能到杨凌，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经过一天的辗转，我终于到达学校所在地杨凌。在火车站，学校派了一辆大卡车来迎接新生。到学校后，我发现校园很大、很漂亮，那环境让人肃然起敬。

因为读书是我的爱好之一，所以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图书馆。我自认为读书不少，但到了图书馆，第一次听说有几十万册藏书时，我惊呆了。从小爱读书的我，一下子被这么多书迷住了。大学一年级我基本没怎么把时间花在课程的学习上，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课外书籍上了。

那时候大学生们全都整天泡在图书馆，不是做作业，就是读自然科学类书籍。图书馆二楼有一个精致的人文科学图书室，去的人相对较少，我就在那里读历史、哲学、文学书籍。其中，传记文学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

那时我特别爱读《居里夫人传》，大学期间至少读过十遍，还做了读书笔记。在19世纪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个波兰小女孩敢于从落后的波兰到法国去读书，并且克服了那么多困难，经历了无数次磨难，最终两度获得诺贝尔奖。她的那份执着和坚忍，那种对科学的热爱和献身精神，让我敬佩不已。我当时就想，她能做到，我也应该能做到。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把这本书推荐给学生们，鼓励他们学习和奋斗。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甘地对我影响也比较大。一个瘦小、弱不禁风的身躯，却有着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竟然靠非暴力理念和行动把英国殖民者赶出了印度。他的话一直激励着我：“你会在奉献自己，服务于你的同胞、国家和信仰的过程中找到自我。”

“立地顶天”的研究风格

虽然喜欢读课外书，但我并没有把专业课落下。

大学二年级，我们开始上专业基础课了。《农业化学总论》讲到了“人粪尿”，我瞪大了眼睛：“人粪尿也有科学？”有趣的专业课深深地吸引了我。除认真听讲外，我也常常到图书馆阅读相关的参考书和杂志。

其实，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有机会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收麦

子、算产量，是接触科研实践比较早的，我从中得到非常多的锻炼。

当时，西北农学院后面就是实验站，周边都是农民的田地。一出校门就是农田，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地里去观察和取样分析。这些不仅让我系统地了解了生产实际，而且也让我学会了观察研究的方法，这对于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很有帮助。

比较幸运的是，那时候学生和老师能天天在一起。天天与老师在一起的好处就是，能从老师身上学会如何做事，特别是如何做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老师就像自己的父母。

大学忙碌而充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四年。1982年，我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我发现这里的老师与西北农学院的老师不一样。有人研究无人驾驶飞机，有人研究腐殖酸和造纸废液的农业利用。工农结合，跨界很多。西北农学院的实干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眼界都让我受益匪浅。

1986年，我被教研组老师选为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国际著名营养学教授Marschner，在国际一流的植物营养研究所开始了系统的科研训练。在这里，我发现了做科研的另一种乐趣，体验到科学还可以让人入迷。其间，我不仅学会了系统的科研思维和方法，而且学到了不少组织国际化科研的方法和经验。

经历了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阶段后，又从讲师到副教授，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破格晋升为教授。幸运的是，我能一直围绕一条主线，从生产中发现问题，在科学上找到突破口，进而创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解决生产问题，又出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形成了“立地顶天”的研究风格。

30多年来，从创新植物营养理论开始，我系统揭示根层养分高效利用的机理，丰富和完善了根分泌物营养理论，建立根层养分调控新途径，有关发现和进展被写入国际植物营养学经典教材；创新氮素实时监控技术、磷钾恒量监控技术、中微量元素因缺补缺互作增效技术、区域总量控制分期调控施肥技术和大配方小调整配肥技术等，这成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化肥零增长行动的支撑技术，在全国2698个项目县广泛应用，至今还在持续大面积应用，推动了化肥用量下降和利用率回升，促进了全国土肥技术进步；创建的“政府测土、专家配方、企业配肥、联合服务”的养分管理技术应用新模式以及诸多技术政策建议成为肥料企业产品升级、服务转型和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了全国肥料行业的技术进步。

特别是自2009年至今，我带领团队师生扎根农村，先后在河北曲周、吉林梨树和通榆、内蒙古武川、陕西洛川、新疆和田、云南镇康、北京密云等地，创建了科学家与农民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的“科技小院”技术应用和精准扶贫新模式。目前已在全国建立了121个科技小院，覆盖45种作物产业，示范面积上千万亩，培训农民20多万人次，同时与63家合作社和37家企业紧密合作，推广应用技术5.6亿亩，实现增产增收和环境保护共赢，为脱贫增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8年，我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

走到今天，我有很多感慨，也愿意同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分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先辈们科技救国，我们乘改革开放的东风重建科学传统，服务祖国和人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年轻的科技工作者，风华正茂，赶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一定能够勇攀科技高峰，创造更大的辉煌。